張愛玲是個傳奇，她的細膩筆觸，她對生活獨特的領(lǐng)悟力，讓人望塵莫及;張愛玲是個普通女子，她也曾愛過，恨過，在時代的夾縫中糾結(jié)于自己的幸福。張愛玲是個怎樣的女子?你能讀懂幾分?
讀過張愛玲的小說的人常有“此人文風(fēng)蒼涼、犀利甚而刻薄”的評價之語，卻也不得不感嘆她的巧妙文筆、蒼涼心境。張愛玲的敏感與那個時代的悲涼格格不入，卻又似相得益彰，譜下傳奇。“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衣袍，上面爬滿了虱子。”這是張愛玲17歲時的驚世之言。本篇不談小說，只選取十篇張愛玲散文，且都較為短小，看似閑筆，卻也不失妙言，望與諸君閑庭信步，賞葉見森林，從另一個角度欣賞這襲華袍，感受那個已漸漸遠去的時代。
一、夜營的喇叭
晚上十點鐘，我在燈下看書，離家不遠的軍營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調(diào)子。幾個簡單的音階，緩緩的上去又下來，在這鼎沸的大城市里難得有這樣的簡單的心。
我說：“又吹喇叭了。姑姑可聽見?”我姑姑說：“沒留心。”
我怕聽每天晚上的喇叭，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聽見。我說：“啊，又吹起來了。”可是這一次不知為什么，聲音極低，絕細的一絲，幾次斷了又連上。這一次我也不問我姑姑聽得見聽不見了。我疑心根本沒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聽覺上的回憶罷了。于凄涼之外還感到恐懼。
可是這時候，外面有人響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調(diào)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滿喜悅與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誰，是公寓樓上或是樓下的住客，還是街上過路的。
二、說胡蘿卜
有一天，我們飯桌上有一樣蘿卜煨肉湯。我問我姑姑：“洋花蘿卜跟胡蘿卜都是古時候從外國傳進來的吧?”她說：“別問我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說道：“我第一次同胡蘿卜接觸，是小時候養(yǎng)叫油子，就喂它胡蘿卜。還記得那時候奶奶(指我的祖母)總是把胡蘿卜一切兩半，再對半一切，塞在籠子里，大約那樣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們吃的菜里是向來沒有胡蘿卜這樣?xùn)|西的。——為什么給叫油子吃這個，我也不懂。”
我把這一席話暗暗記下，一字不移地寫下來，看看忍不住要笑，因為只消加上“說胡蘿卜”的標題，就是一篇時髦的散文，雖說不上沖淡雋永，至少放在報章雜志里也可以充充數(shù)。而且妙在短——才抬頭，已經(jīng)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三、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來，對于久違了的上海人的第一個印象是白與胖。在香港，廣東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還要黑，馬來人還要瘦�？磻T了他們，上海人顯得個個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廣告。
第二個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眾文學(xué)可以用膾炙人口的公共汽車站牌“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時常由心里驚嘆出來：“到底是上海人!”我去買肥皂，聽見一個小學(xué)徒向他的同伴解釋：“喏，就是張勛的勛，功勛的勛，不是”薰風(fēng)的薰�！缎侣剤蟆飞系沁^一家百貨公司的開幕廣告，用并散并行的陽湖派體裁寫出切實動人的文字，關(guān)于選擇禮品不當?shù)奈ｋU，結(jié)論是：“友情所系，詎不大哉!”似乎是諷刺，然而完全是真話，并沒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順，世故練達。到處我們可以找到真正的性靈文字。去年的小報上有一首打油詩，作者是誰我已經(jīng)忘了，可是那首詩我永遠忘不了。兩個女伶請作者吃了飯，于是他就做詩了：“樽前相對兩頭牌，張女云姑一樣佳。塞飽肚皮連贊道：難覓任使踏穿鞋!”多么可愛的，曲折的自我諷嘲!這里面有無可奈何，有容忍與放任——由疲乏而產(chǎn)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對于人與已依舊保留著親切感。更明顯地表示那種態(tài)度的有一副對聯(lián)，是我在電車上看見的，用指甲在車窗的黑漆上刮出字來：“公婆有理，男女平權(quán)。”一向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由他們?nèi)グ?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鬧了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種滿臉油汗的笑，是標準中國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傳統(tǒng)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chǎn)物的交流，結(jié)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里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shù)，他們演得不過火。關(guān)于“壞”，別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說都離不了壞人。好人愛聽壞人的故事，壞人可不愛聽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寫的故事里沒有一個主角是個“完人”。只有一個女孩子可以說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長得美的話，只怕她有三分討人厭。美雖美，也許讀者們還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話里去!”在《白雪公主》與《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盤。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jīng)》、《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
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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