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中國現(xiàn)代作家，原籍河北省唐山市，原名張煐。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qū)一幢沒落貴族府邸。作品主要有小說、散文、電影劇本以及文學論著，她的書信也被人們作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來，對于久違了的上海人的第一個印象是白與胖。在香港，廣東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還要黑，馬來人還要瘦�？磻T了他們，上海人顯得個個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廣告。
第二個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眾文學可以用膾炙人口的公共汽車站牌“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時常由心里驚嘆出來：“到底是上海人!”我去買肥皂，聽見一個小學徒向他的同伴解釋：“喏，就是張勛的勛，功勛的勛，不是”薰風的薰�！缎侣剤蟆飞系沁^一家百貨公司的開幕廣告，用并散并行的陽湖派體裁寫出切實動人的文字，關于選擇禮品不當?shù)奈ｋU，結論是：“友情所系，詎不大哉!”似乎是諷刺，然而完全是真話，并沒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順，世故練達。到處我們可以找到真正的性靈文字。去年的小報上有一首打油詩，作者是誰我已經忘了，可是那首詩我永遠忘不了。兩個女伶請作者吃了飯，于是他就做詩了：“樽前相對兩頭牌，張女云姑一樣佳。塞飽肚皮連贊道：難覓任使踏穿鞋!”多么可愛的，曲折的自我諷嘲!這里面有無可奈何，有容忍與放任——由疲乏而產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對于人與已依舊保留著親切感。更明顯地表示那種態(tài)度的有一副對聯(lián)，是我在電車上看見的，用指甲在車窗的黑漆上刮出字來：“公婆有理，男女平權。”一向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由他們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鬧了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種滿臉油汗的笑，是標準中國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傳統(tǒng)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里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關于“壞”，別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說都離不了壞人。好人愛聽壞人的故事，壞人可不愛聽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寫的故事里沒有一個主角是個“完人”。只有一個女孩子可以說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長得美的話，只怕她有三分討人厭。美雖美，也許讀者們還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話里去!”在《白雪公主》與《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盤。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
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
【夜營的喇叭】
晚上十點鐘，我在燈下看書，離家不遠的軍營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調子。幾個簡單的音階，緩緩的上去又下來，在這鼎沸的大城市里難得有這樣的簡單的心。
我說：“又吹喇叭了。姑姑可聽見?”我姑姑說：“沒留心。”
我怕聽每天晚上的喇叭，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聽見。我說：“啊，又吹起來了。”可是這一次不知為什么，聲音極低，絕細的一絲，幾次斷了又連上。這一次我也不問我姑姑聽得見聽不見了。我疑心根本沒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聽覺上的回憶罷了。于凄涼之外還感到恐懼。
可是這時候，外面有人響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調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滿喜悅與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誰，是公寓樓上或是樓下的住客，還是街上過路的。
【說胡蘿卜】
有一天，我們飯桌上有一樣蘿卜煨肉湯。我問我姑姑：“洋花蘿卜跟胡蘿卜都是古時候從外國傳進來的吧?”她說：“別問我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說道：“我第一次同胡蘿卜接觸，是小時候養(yǎng)叫油子，就喂它胡蘿卜。還記得那時候奶奶(指我的祖母)總是把胡蘿卜一切兩半，再對半一切，塞在籠子里，大約那樣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們吃的菜里是向來沒有胡蘿卜這樣東西的。——為什么給叫油子吃這個，我也不懂。”
我把這一席話暗暗記下，一字不移地寫下來，看看忍不住要笑，因為只消加上“說胡蘿卜”的標題，就是一篇時髦的散文，雖說不上沖淡雋永，至少放在報章雜志里也可以充充數(shù)。而且妙在短——才抬頭，已經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完不了的話】
有個朋友問我："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么?"我想了一想，說："不會。要么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后來從別處打聽到，原來阿媽不能算無產階級。幸而我并沒有改變作風的計劃，否則要大為失望了。
文人討論今后的寫作路徑，在我看來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選擇的余地似的。當然，文苑是廣大的，游客買了票進去，在九曲橋上拍了照，再一窩蜂去參觀動物園，說走就走，的確可羨慕。但是我認為文人該是園里的一棵樹，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要往別處發(fā)展，也未嘗不可以，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是那到底是很艱難的事。
初學寫文章，我自以為歷史小說也會寫，普洛文學，新感覺派，以至于較通俗的"家庭倫理"，社會武俠，言情艷情，海闊天空，要怎樣就怎樣。越到后來越覺得拘束。譬如說現(xiàn)在我得到了兩篇小說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與人物的輪廓，連對白都齊備，可是背景在內地，所以我暫時不能寫。到那里去一趟也沒有用，那樣的匆匆一瞥等于新聞記者的訪問。最初印象也許是最強烈的一種。可是，外國人觀光燕子窩，印象縱然深，我們也不能從這角度去描寫燕子窩顧客的心理吧?
走馬看花固然無用，即使去住兩三個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無用，因為生活空氣的浸潤感染，往往是在有意無意中的，不能先有個存心。文人只須老老實實生活著，然后，如果他是個文人，他自然會把他想到的一切寫出來。他寫所能夠寫的，無所謂應當。
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變寫作方向的需要呢?因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復。以不同的手法處理同樣的題材既然辦不到，只能以同樣的手法適用于不同的題材上——然而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經驗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幾個人能夠像高爾基像石揮那樣到處流浪，哪一行都混過?其實這一切的顧慮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題材不太專門性，像戀愛結婚，生老病死，這一類頗為普遍的現(xiàn)象，都可以從無數(shù)各各不同的觀點來寫，一輩子也寫不完。如果有一天說這樣的題材已經沒的可寫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沒的可寫了。即使找到了嶄新的題材，照樣的也能夠寫出濫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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