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菊產(chǎn)自于中國，象征著古代文人品格高尚，氣節(jié)淡定的一種植物，與其同等地位的還有蘭、竹、梅，而菊在日本則是代表著皇室的家徽，菊更多地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淡定、儒雅、謙和的一面，也說明了日本民族有菊一樣的品質(zhì)。刀則讓我想到日本的武士道，刀是日本武士的隨身兵器，是由中國唐朝的兵器發(fā)展而來，在武士眼中他承載著日本這個民族的意志和希望，更代表著日本民族精神中嗜血、好戰(zhàn)的一面。當菊與刀都融合在一個民族身上時，我們知道，這是靜與動的交鋒，文與武的融合，善與惡的爭辯。“菊與刀”簡簡單單的三個字承載著太多大和民族的特性，充分概括了日本這個民族的矛盾性。
(一)森嚴的等級
首先讓人震撼的，是日本森嚴的等級制度。長期、穩(wěn)定的封建等級制造成的影響滲透到日本文化的最深層，有關日本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或許都源于此。在戰(zhàn)爭中的日本，所有人都說戰(zhàn)爭不是天皇的錯，而對天皇的態(tài)度，也是日本社會等級森嚴的集中體現(xiàn)。在日本，天皇不是人，是神，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所有寄托。在明治維新前的日本，要求忠義的對象僅僅是被指向各個大名和將軍。而在明治維新后，新的統(tǒng)治者將這種力量抽離出來，附加在天皇身上。由于“忠”是獻給最高統(tǒng)治者的，因此就只能獻給或許只有精神力量但全無實權(quán)的天皇。在日本文化中有這樣一句話:“各得其所，各安其份”。他們相信只要每個人在社會等級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那么這個世界就是完美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同樣也有自己沒有辦法改變的地位�；蛟S，在中國我們可以說自己經(jīng)歷過封建時期，但中國并不是一個等級社會。民眾可以通過科舉制度進入到社會的上層，但是在日本卻沒有什么機會。日本吸收了中國的封建思想，卻沒有吸納我們的封建制度。換過來想，日本這個民族是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封建制度的--只因為天皇的存在。即使天皇沒有掌握實權(quán)，仍然是所有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這就和我們中國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歷史朝代更替帶到36次，如果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的有問題，人民是理所當然的可以推翻他，但在日本，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只允許有天皇一個統(tǒng)治者。
這樣森嚴的等級制度，在戰(zhàn)爭中體現(xiàn)了強大的生命力。天皇的存在在日本儼然已經(jīng)發(fā)展成宗教，神的話語是沒有人可以質(zhì)疑的，這就為日本的戰(zhàn)爭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對為天皇“忠誠”找到借口。日本士兵在戰(zhàn)爭中所表現(xiàn)出的特性，綜合起來可概括為勇敢、殘暴、致死效忠、絕對服從。這樣森嚴的等級制度讓每一個日本士兵都認識到自己的作用與能力。不管自己的國家在物質(zhì)上能不能與美國抗衡，仍然會不惜一切在精神上給對手打擊。而日軍在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出的勇猛充分印證了他們的所謂武士精神，這種戰(zhàn)爭中的不怕死精神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曾出現(xiàn)，本尼迪克特對這種不怕死的行為十分的不理解。然而，戰(zhàn)時的士兵被冠以了軍國主義的思想，幼時的等級觀念在這個時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于上級的命令是惟命是從。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我們不難理解所謂的神風敢死隊，毫不猶豫地開著飛機撞向敵軍的船艦，也不難理解“弘揚皇道于四海，力量懸殊不足憂，吾等何懼于物質(zhì)”這樣的“真心使命”。這樣的心理給日本整個民族在二戰(zhàn)中帶來了遭難，也讓我們更好的認識了這個民族。
(二)“忠”“孝”“仁”
在日本的文化中，“忠”“孝”“情義”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日本雖然從中國引進儒家倫理中關于“忠”和“孝”的觀念，但卻極為鄙視被儒家視為最高準則的“仁”。中國文化中的“仁”扮演的是一種內(nèi)省的力量，調(diào)和各種矛盾，接近于最高行為準則。儒家思想在中國還是占有很高的統(tǒng)治地位，但在日本，卻沒有真正吸收儒家文化的精華。從另一個側(cè)面來看，正是因為有天皇的存在，使得這種民族情節(jié)和“仁”的思想水火不容。一個不“仁”的皇帝在中國會被民眾反對，只是因為他行使的不是“仁”。而作為中國的帝王，也一直試圖宣布自己是天子，是天庭的代言人。而日本，由于有天皇這個不可動搖的事物的存在，完全摒棄了這種倫理。因此，“忠”和“孝”成為他們倫理中最主要的兩極。而在對待天皇的態(tài)度上，這兩種力量完全則是成為了合力。這或許也是中日兩國在這個事情上的區(qū)別。具體來說:中日都重視“忠”、“孝”，但是“忠”、“孝”在日本人看來是無條件的，而對中國人來說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仁”。對中國人來說，統(tǒng)治者不“仁”，大家就可以揭竿而起，父母不“仁”，孩子就可以拼死拒絕，甚至大義滅親。而在日本，這是絕不可能被接受的。由于追求無條件的“忠”、“孝”，導致日本從未改朝換代過，而直到90年代，跳槽在日本也是難以被人接收的。這也就說明了在忠與孝的問題上日本這個民族是多么的保守。
其實，“仁”，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自由、平等、人權(quán)的體現(xiàn)。日本人卻至今未能接收一點點“仁”的概念呢?在我看來，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方面，在戰(zhàn)后的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在社會中仍然占主導地位，并沒有達到思想自由。二戰(zhàn)后，因為麥克阿瑟和天皇的秘密談判，使得日本迅速轉(zhuǎn)移了自己的目標。將自己重新定位，將主要目標轉(zhuǎn)向經(jīng)濟方向，從而避免了在文化層面上的全社會反省，依舊保留了完整的天皇制度，因而并未從根本上改變?nèi)毡旧鐣囊庾R形態(tài)和日本人民對天皇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雖然美國意識到了日本社會的問題，但是并沒有給整個社會帶來的足夠壓力去改變他們。在此之后，日本文化中一些迷人的方面，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圍流行，客觀上隱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一面，而在經(jīng)濟上，優(yōu)秀的日本制造帶來的非凡成功使日本人無意于文化上的反思。這也造就了日本這樣一個特殊的現(xiàn)象。在亞洲，日本的位置無比的尷尬。他希望成為亞洲的領導者，雖說在經(jīng)濟上有這個實力，但是在文化內(nèi)涵上，卻無法讓亞洲各國心服口服。換句話說，日本這個民族還沒有體會什么是真正的“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