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很多書之后，讀的書開始越來越少，對書也越來越挑，讀的書也越來越“老”――一方面是書的內容老，另一方面是寫書的人老。這是長期形成的閱讀習慣，依個人的口味來說，我比較喜歡看老書、舊書、閑書，在這其中又最喜歡看口述類的書，訪談類的書次之。
但不管是“述”，還是“談”，這些書的一個共同點是都用口語進行，隨意、簡潔、干凈，不像理論書那樣云遮霧罩，講來講去總像隔了那么一層;除此之外，口述類的書吸引我的另一個地方，則是它不設防、不做硬性規(guī)定，講到哪算哪，雙方自然而然，看似漫不經(jīng)心、不成體系，卻最容易說出點睛之語，有一種即興和從容的智慧，讀來又有原汁原味的在場感，令人久久回味。
回憶起西南聯(lián)大，何兆武先生說：“1939年至1946年，我在西南聯(lián)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 據(jù)《上學記》記載，在西南聯(lián)大時，沒有別的消遣和娛樂，條件也不好，大家只有去茶館喝茶、聊天，有時也看電影，“都是好萊塢原版的，有的打字幕，有的不打字幕，沒有配音”。至于讀書，也沒有一個目標，什么書都翻一翻，“完全是興之所至，沒有功利的想法”。此外，學生還可以逃課、湊學分和在窗外旁聽，而老師講課更是完全自由的，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隨便講，老師的講解與課本針鋒相對也是常見的事情，說來真是匪夷所思。那時時局動蕩，國家和人民飽受戰(zhàn)亂之苦，四顧山河，一片狼藉。但不可否認，那個戰(zhàn)火紛飛的時代有過一段思想文化和學術的盛放，出現(xiàn)了一批大師級的人物和世界級的成果――西南聯(lián)大不僅有一批大師級的教授，還有一批大師級的學生。
西南聯(lián)大作為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回顧、展覽、回憶、懷念、紀念年年不斷，但形成這個奇跡的原因，卻是眾說紛紜。如今，在西南聯(lián)大求學的那些老先生們大多已去世了，零星在世的也大都進入耄耋之年，他們是奇跡的親力親為者，對此問題最有資格發(fā)言。鄒承魯先生說，原因在于自由;何兆武先生補充說，是自由地發(fā)揮你的潛力。自由確實是個大因素，但另一方面，我覺得，這和大的時代背景有關系。物質和精神不是共生的，或許只有在貧窮困苦、戰(zhàn)火紛飛、輾轉飄零的時代，人們才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去創(chuàng)造，去排遣寂寞和無聊，去尋找其中的奧義，以有所寄托。而在物質極大豐富、歌舞升平、安土重遷的年代，現(xiàn)實的安定、優(yōu)裕和自足首先就限制了人的思維和興趣自由蔓延的觸角，每個人又怎么能“自由地發(fā)揮你的潛力”呢？
對此，杜甫說過：“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看來，憎命達的不僅是文章，思想、學術、文化、藝術甚至科學等，凡是能融入一個人才情和創(chuàng)造力的領域，大概莫不如此，都憎命達，更憎時代的達。升平年代的人，萎縮了，枯滅了，開不出時代的花朵，或許唯有在離亂和艱苦的歲月里，一代人才能發(fā)揮出一代人的極致來――像惡人般處心積慮、喪心病狂地將天賦、才情、欲望、惡習都盡情地發(fā)揮殆盡，然后在時代的天幕上，星星點點地出現(xiàn)一個又一個天才。
最近重讀的另一本口述類的老書是《周有光百歲口述》，由周有光口述，李懷宇撰寫。李懷宇是文化采訪的名記者，早幾年文化訪談搞得風生水起，出過一本廣有影響的《訪問歷史》，對當今30位文化大家進行了訪談，周有光也在其中，那篇訪談名字叫《百年風云笑談中》。
史學大家余英時因為與周有光有過一面之緣，又與周夫人張允和有過文字因緣，所以為《周有光百歲口述》欣然“敬序”。余英時說，周有光先生“在中學時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禮，完全認同‘民主’和‘科學’，但他是追求‘現(xiàn)代’而不鄙棄‘傳統(tǒng)’”，是“真正從‘傳統(tǒng)’成功過渡到‘現(xiàn)代’的知識人”。深層原因是：“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過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學一方面獲得扎實的中國古典訓練，另一方面又直接讀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學;兩年圣約翰大學生涯則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學會了思考，學會了獨立思考’�！�
這話雖然說得婉轉，但卻也不乏深刻，點出了20世紀一個泱泱大國在對待“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化”上的不足及其深層次的教育問題。就周有光先生來說，1906年他出生于江蘇常州的一個鄉(xiāng)紳世家，小時候雖沒讀過私塾，卻有祖母教唐詩，父親是中學教員，他得以在一個既有古典傳統(tǒng)又不乏新式教育的背景中受教，而后大學讀的是圣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圣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實施的都是西方的“自由博雅”教育，“博雅教育”最開始由古希臘人倡導，意在培養(yǎng)具有廣博知識和優(yōu)雅氣質的人，讓學生擺脫庸俗、喚醒卓異，“自由博雅”教育所成就的，并不是沒有靈魂的專家、專業(yè)人員，而是有文化的人。
周有光就讀的另一所大學是日本的京都帝國大學，是在1933年和張允和結婚后去讀的，在那里主要是學日語，了解日本的文化和生活。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周有光又進行了一段自修。他有機會到美國信托銀行工作，十分欣賞美國“資本主義的管理學”，并欣喜于美國圖書館的閱讀條件，業(yè)余不肯浪費一點時間，在紐約市中心的公共圖書館研究經(jīng)濟學，自修銀行、貨幣、國際貿易等科目。因為“整個中國要變成一個現(xiàn)代化的國家……經(jīng)濟方面當然是最主要的”，所以新中國成立后，“我想中國當時最缺的也是經(jīng)濟建設，于是立志回國搞經(jīng)濟”。周有光是以中國的“現(xiàn)代化”為己任的。
而他后來從事語言文字，一方面是因為國家的安排，另一方面則是認為“語言學方面還是要更新，因為整個中國要變成一個現(xiàn)代化的國家，每個方面都要更新”，專業(yè)雖然變了，但“現(xiàn)代化”的原動力卻一以貫之。雖然從舊時代、舊家庭里走出來，但周有光卻能吸納當時最現(xiàn)代的思想。譬如他推崇歐美的“自由博雅”教育，贊成語言拉丁化運動，欣賞美國的強盛和發(fā)展，喜歡旅游觀光并身體力行。他說，“游覽世界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必須有的基礎，因為能開闊眼界。假如眼界不能開闊，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行”，“我到過許多國家。旅游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風景旅游，一種是歷史旅游。我的旅游是歷史旅游，可也注重觀察當?shù)氐慕?jīng)濟特點，我養(yǎng)成一種習慣，到一個地方，就想知道經(jīng)濟特點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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