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里的記憶

　　我生活的這座城市建省轄市已經(jīng)三十年了。若讓我說說她的變化，我雖有一嘟嚕一嘟嚕的話，卻一時又不知從何說起。三十年斗轉星移，滄海桑田，我自始至終都是見證人。要說大的方面難免贅言，索性就說說我記憶中的身邊事吧。

　　那時候，我們日子過得很清苦。我每從部隊探親回來就住在岳父母家，全家十二口人蝸居在不到六十平米的空間里。家里連個廁所都沒有，二三百米長的木牌坊街家家皆無廁所，街坊鄰居同用街上一座簡陋的公廁，早晨集中用廁有時還得排隊。當時的生活境況確實令人窘迫，因為住房面積小，客廳也就五六平米，一家人吃飯圍坐一起，擠擠挨挨的就像下餃子。菜盤里多是蘿卜白菜，飯碗里鮮有肉味。每年探親回來，岳母最稀罕的是我能帶回百十斤全國通用糧票，因這糧票“含金量”高，到糧店買面粉不但搭配細糧多且?guī)в邢阌汀Ｔ滥高�稀罕我的軍官證，由于燃煤不夠家用，憑此證可到煤建公司多批幾百斤生活用煤。我還記得那時走親戚帶禮品就是蒸饃、油條和糕點之類。親戚離開時有回籃習俗，就是將所帶不同禮品各留一半回一半。有一次岳父回籃竟忘記了習俗，為圖省事其他禮品絲毫未動，只把上面兩封果子留下了，沒想到竟害得親戚來時借鄰居家的一封果子無法歸還，無奈之下只得掏兩毛多錢再買一封。

　　那時候，我們文化生活很單調。家里沒有電視機，只有一臺收音機。聽新聞、聽戲曲，更多的是通過市廣播站連接到家家戶戶的有線小喇叭，且播放分早中晚時段，不是什么時候都能聽到的，也不是想聽什么就聽什么。小孩子也沒有什么可“喂眼”的東西，翻來翻去就是那幾本少皮缺頁的小人書。要么就纏著大人講故事，直到把大人肚子里的東西都掏光。那年頭投放影院放映的新影片很少，要是來了新片購票的人要排很長的隊。因此也助生了加價倒票的“票爺”、“票霸”，這些人風生水起，在街頭很牛很火。當時在影院工作的人由于手里有售票權，受人巴結也很走紅。跟影院有關系的人能“走后門”買幾張票，同樣跟著吃香，其他的娛樂形式現(xiàn)在想想真是寥寥無幾、屈指可數(shù)，農(nóng)村娛樂活動更是令人無語。記得一次在農(nóng)村親戚家小住，正逢周末熱播香港電視連續(xù)劇《霍元甲》，當聽到親戚開口說要領著去看電視劇時竟讓我們大吃一驚：鄉(xiāng)下人還有電視機？有錢買電視機的那貨頭腦靈活講經(jīng)濟效益，把院子當放映場看電視收門票。我親戚就按人頭在口袋里揣了幾個雞蛋，一個雞蛋算一張門票。親戚說，沒雞蛋，掂塊磚也頂數(shù)。

　　那時候，我們家沒什么家具擺設。不光是住房小的原因，還受制于經(jīng)濟條件。房間里僅有一件用了不知多少年的舊衣柜歸岳父母使用，晚輩的衣物只能裝在大小不一的木箱里，其中一個樟木箱應是材質最好的家具。所謂的客廳也沒有沙發(fā)，只有幾把小木椅和矮墩。收音機和手電筒算是家里數(shù)一數(shù)二的電器了。如今家家都有的電器在那時可以說不敢想象。要說岳父也是1938年入黨的南下老干部，還當了20年原漯河市公安局副局長呢，當時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除了鈴不響什么都響的一輛破舊自行車。說起清苦，還有這樣一件有趣的事兒值得提及：1987年冬天，家人從外邊請人打制的大衣柜搬到門口，算是家里添置的'大件家具了。近九十歲的姥姥走到門口左拐右拐就是不敢邁步，不由對著穿衣鏡里的老太太發(fā)火：“你這該死的老婆子，憑啥擋住門不讓我進屋？”惹得家人笑聲一片。原來她老眼昏花，沒見過帶穿衣鏡的物件，更不明白發(fā)火的對象就是鏡子外的她本人。

　　三十個春秋的日歷一頁一頁地翻過去，那些艱苦的歲月也一去不復返了，但記憶之河卻一直在我的心間靜靜流淌。如今，我們吃穿用住行都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那時候”和“這時候”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物質條件和生活環(huán)境一年比一年美好，祥和富足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甜蜜。憶昔撫今，恍有隔世，靜下來的時候我經(jīng)常會在心里說，要是我們逝去的親人能活到今天，也享受一下幸福的滋味和光景，那該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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