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太原“復旦博士生之父遭強拆致死”一案于去年8月作出二審判決。但直到12月初，死者孟福貴之子孟建偉才拿到該案的終審判決。從終審結(jié)果看，多名被告均獲得減輕量刑，而量刑變動最大的是案發(fā)當天組織強拆的安保公司負責人武瑞軍和另一主犯李彥忠，分別由一審的死緩和無期改判為有期徒刑13年。而在此案重審期間，晉源區(qū)政府2013年兩次公函請求法院對被告人審判量刑時，依法對當事人家屬的訴求予以考量。
政府分別向省高院、市中院發(fā)公函替罪犯求情，讓二審判決公正性蒙上了厚重陰影。
政府公函替犯罪的公職人員向法院求情，此前已曝光過多起，無不備受輿論質(zhì)疑。然而，一些地方官員就是不收斂，無視法律權(quán)威，控制不住權(quán)力干預司法的沖動，真叫人憂心—公函求情的權(quán)力任性何時才能終結(jié)。
政府緣何會為罪犯發(fā)出“求情”公函，而此次致公函是否已經(jīng)干擾了法院審判，公眾不得而知，但我們要追問：是什么土壤讓如此“奇葩”一再生長?不斷上演的“公函求情”到底讓誰蒙羞?
“公函求情”，求的是“情”，蔑視的是法律，法治社會我們喊了這么多年，“公函求情”的事依然層出不窮。從山西太原市一違法強拆致村民死亡案中，當?shù)卣块T要求“慎重量刑”，到重慶市涪陵區(qū)工業(yè)園發(fā)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到株洲市房管局出具的請求法院對其下屬單位房地產(chǎn)權(quán)屬與市場管理處被判刑的正副處長減輕處罰的函件赫然出現(xiàn)在所列的證據(jù)中，再到湖南麻陽縣文化局為本單位兩貪官向法院公函求情，再到眉山市氣象局領導親自跑到大理市法院以“組織的名義”為下屬鄭鴻雁遞交了免予刑事處罰函，無不荒唐至極，讓人啼笑皆非。
這些所謂的“公函求情”，除了已經(jīng)曝光的外，還有多少沒有浮出水面? 而這一切的一切，無論其“求情”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都是以踐踏公平，犧牲正義，漠視法律，挑戰(zhàn)法治為代價的，這樣的“公函”偏離了法律的軌道，既傷害了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又讓法律一再蒙羞。
單位領導千里迢迢奔赴外地法院求情，其“求”之切，其“情”之深，可謂“感人肺腑”。說得好聽一點，是“護犢情深”，說得難聽一點，是“沆瀣一氣，屁股也不干凈。”法治社會不是名利江湖，“馬仔”出了事，“老大”出面“撈人”。面對“如此”荒唐的“求情”，法院自然不會“這般”“買賬”，拿法律做人情。人有“情”，法無“情”，犯罪分子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不難看出，那些以組織的名義出具公函求情的單位和領導最終把自己搞的“名滿天下”，到頭來自取其辱，蒙羞的是單位和自己。
“公函求情”之所以一再上演，也折射了土壤之弊。“以組織的名義求情”，正是行政權(quán)干涉司法權(quán)的縮影，是公權(quán)力濫用的表現(xiàn)，是權(quán)力的越位和角色的失范，是挑釁法律的惡例，它嚴重地干擾了法院的獨立審判權(quán)，是公權(quán)力的傲慢慣性在作祟，其本質(zhì)就是違法的。此弊不除，必將嚴重影響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是政府之恥，制度之羞。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研究推進依法治國等重大問題。在司法改革進入實質(zhì)性階段之時，“公函求情”敲響了一記警鐘，不讓法律蒙羞，我們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如此“公函求情”當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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